7。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建设边境仓、海外仓，鼓励优势企业在中亚国家建设海外仓，构建多仓联动跨境集运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边境贸易商贸中心和商品市场夯实市场采购贸易发展基础，按程序申请开展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集聚供应链管理、贸易中间商等功能性企业，探索开展离岸贸易，培育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中转集拼和国际分拨业务。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综合保税区维修产品目录开展“两头在外”的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符合环保要求的保税维修业务。建立“一次检测、一次运输、一体化作业”整车保税仓储“三个一”监管模式。整合中亚粮食、棉花等优势农产品资源，支持符合条件的粮食加工、棉纺企业做好粮食、棉花进口业务。

　　可见，由于“商转公”过程相对复杂且牵涉购房者、银行、公积金三方面的利益关系，目前允许“商转公”的城市并不多，即使在允许的城市也有不少限制，真正申请成功的购房者占比不高。

　　然而由于各国在政治体制、社会发展程度等各方面存在差异，要进行跨境联手，对狡猾的犯罪分子实施精准打击，并不容易。它意味着国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还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连续稳定的政策支持，才有可能铲除这个毒瘤，去除掉老百姓的一个“心头大患”。不难想象的是，类似情况如果出现在美国或者其他某些西方国家，很有可能再次沦为政党间相互攻讦、搞拉锯战的一张政治牌，而民众真实的切身利益则在一拖再拖中不断受到更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