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美欧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能达成一些共识，意义将是十分重大的。其中一个关键正如中方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所提到的，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反对利用技术垄断和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恶意阻断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能否抱持这种健康的、建设性的心态，不仅关系到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效，也关系到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这一消息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很多讨论，并被赋予了额外的意义。比如有人认为这是“中英关系解冻的又一个迹象”，“政客”杂志欧洲版则表示，如果英国让中国和美国走到一起，那将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这些都是从国际关系或地缘政治视角的解读，坦率地说，这些解读有些偏于狭隘了，或者说格局有点小了。尽管AI主要是一个科技话题，但英国办的这个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都将成为接下来该会议取得成果的障碍和限制。

　　曾刚认为，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总量上自然是要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实际融资成本。结构上要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进一步优化结构。